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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扎西会议召开80周年||翻开尘封历史走进扎西会议

作者:县委党史办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日期:2015年03月18日  浏览次数:

扎西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的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保存至今的有《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大纲》、《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军委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指示》,《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为创造云贵川边苏区而斗争》等。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渡长江北上。这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堵击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由于敌情的变化,红军改向川、滇、黔3省交界的云南境内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在红军向扎西地区集结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

 

扎西会议背景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渡长江北上。这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堵击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由于敌情的变化,红军改向川、滇、黔3省交界的云南境内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在红军向扎西地区集结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

 

扎西会议主要内容

1、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策。

在中央红军面临着敌军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军委果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入川的北进计划,改向云贵川交界的扎西地区集中,在川、黔、滇边境进行机动作战,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为适应“回兵黔北”的战略决策的需要,中央还决定缩编部队,以充实部队的战斗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2、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

3、2月8日,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对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4、讨论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

决定“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委员有项英、陈毅、贺昌等5人,项英任主席;还决定了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应“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同时决定,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有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等,贺龙任主席。

5、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

1935年1月下旬,遵义会议决定的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后,于2月4日进入云南威信,当时由于受敌军四面进逼、战斗频繁、军情紧迫,红军在向威信扎西集结的途中,中央政治局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6日至8日在大河滩庄子上、9日在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领导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邓小平等。因为扎西是会议结束的地点,又是威信县城,所以当时中央首长的电文、后来众多老红军的回忆和专家学者的研究论证,都称这几次会议为“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的详细情况及重大历史意义

1、重新开始实施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部署。

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讨论了中央苏区问题,并给“项转中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电,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令中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局,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2月11日,中革军委又给“省委和二、六军团负责同志”发出电示:“目前湘鄂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情形是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的面前”。“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中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向“中央分局各同志”发出指示:“放在你们及中央苏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有极大的意义。”“中区党内存在着对时局与当前悲观认识是不对的,震骇于一时的困难不是应该的,对游击战争的坚持性认识不足是最大危险”。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本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游击队应紧密地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湘南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它”。“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之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应“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确切地进行瓦解白军工作,把这一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地位。”“选派许多适宜的工作到白区去,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它地方的工作,你们都应该设法去建立。”

2月16日12时,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电,指出:“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和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地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的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我野战军在向金沙江前进中,已调动川敌十二旅向兴文、长宁、高珙、筠连、横江地域集中,滇敌主力亦向威信、镇雄防堵。因在该处作战不利,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北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应予配合,牵制金沙江沿岸川军和驻黔东地区湘军的行动”。

由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出上述一系列的指示和部署,彻底改变了项英等中区来电批评的“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的被动局面,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

2、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陈云同志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中指出:遵义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估计的”。

1935年2月5日3时,朱总司令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始调整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着手制定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在给林彪、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他指出:“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的机动。”

2月6日1时,朱总司令在给一、三军团的命令中指出:“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2月7日19时,根据敌情的变化,中革军委在给林彪、彭德怀等各军团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这一新的战略行动方针,我野战军要“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及蒋介石的部队”。

新的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和实施,避免了红军钻入敌军预设的口袋,扭转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3、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拟定了“决议大纲”(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在中央红军中传达贯彻。

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洛甫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油印珍本,现存中央档案馆,上面印有“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字样,而2月8日,正值党中央率红军进至威信县大河滩。由此可以断定,“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还拟定了“决议大纲”,下发部队,作宣传教育之用。

2月8日在大河滩庄子上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李德、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问题上,博古、李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未实行主动的战略退却,“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搬家式的行动”。这样,就使决议得以在部队中迅速传达贯彻。

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同志传达遵义会议决议。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又分别到中央红军各部传达贯彻,并将“决议大纲”电告中央苏区和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认真传达贯彻。

“遵义会议决议”和“决议大纲”的传达贯彻,对于总结和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验教训,明辨大是大非,统一全党思想,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巩固红军,振奋革命精神,战胜敌人,起了重大作用。

4、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问题。

2月10日2时,中革军委于扎西发出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

通过缩编,除一军团仍保留两个师的编制外,将原10个师30个团按新编制缩编为17个团,中央纵队和国家机关也进行了大量精减,不少干部下到连队,充实连队和师以下的领导,加强基层,提高红军战斗力,改变过去“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还彻底精减了不少笨重的辎重器材,使红军的编制适应了红军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斗争方式,藉此从根本上解决了那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同时,又扩红三千余,壮大了红军队伍。

5、作出了回师黔北,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

扎西会议期间,川滇之敌追来,对红军已成夹击之势;黔北敌军兵力空虚,战斗力较弱,中央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决定立即回兵黔北,重占遵义,出奇不意地杀敌军一个回马枪。

2月10日19时半,朱德同志发出“关于我军由扎西向雪山关进军的指示”,指出:“目前川敌以其主力由长宁、珙县向西南攻击并固守金沙江两岸,另以其三个旅在大坝至两河口线向滇边布防并以一部入滇追击,滇敌三个旅将集中在大湾子至镇雄之线向我进逼,薛岳兵团主力及黔军仍在赤水河东地域。”“军委认为我野战军目前在扎西地域伏击安旅一部是不可能亦不适宜,而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11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在转移中应力求避免川滇敌之侧击,但在逼紧与阻我前进的条件下应击退之。”

2月11日20时,朱德同志根据敌情的变化,进一步作出部署。他在致一、三、五、九军团的命令中指出:“四川追敌几全部西向,滇敌则堵我入滇,黔敌尚未参加‘追剿’,而薛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据此,“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在前进中准备与薛敌‘追剿’支队遭遇,并相机占领古蔺城。”

红军在正确军事路线的指引下,挥师东进,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川滇之敌合围之际,从敌军空隙间穿插出去,再渡赤水,出奇制胜,攻克天险娄山关。在桐梓、遵义战役中,正如朱德同志指出的:“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两千以上,俘虏约三千人”,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震慑了敌军,打掉了敌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尔后,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困境,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6、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

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规定“一、三军团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多余的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分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据此,中央选派一个干部连,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运输排、一个警卫班和几个修枪工人,与叙永特区游击队汇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三省的昭通、毕节、宜宾、泸州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根据地。

中央决定:由徐策(三军团六师政委)、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八军团民运部长)、夏才曦(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等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负责领导游击队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州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的革命工作。特委书记徐策,宣传部长余泽鸿,特委由中央直接领导。这时纵队有400多人,六七百条枪,还装备四挺重机枪和一部电台。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司令员王逸涛(后叛变),副司令员曾春鉴(红三军团六师参谋长),政委徐策,政治部主任余泽鸿,组织部长戴元怀,参谋长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供给处长杨德胜(红军总部第四局供给处干部),特派员龙厚生(原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讯学校特派员),司令部指导员李桂洪(女,卫生担架连指导员),司令部秘书甘棠(女,中央妇女部秘书),纵队下设五个大队。

中央对这支部队非常重视,寄予很大的希望。中革军委在扎西总部驻地,专门召集游击纵队100多名干部开会,周恩来同志亲自到会动员,指出:我们目前有许多困难,蒋介石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但我们机关庞大,包袱很重,不适合机动作战。因此,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部队要轻装,伤病员要安置,所以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你们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高兴地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

1935年7月,在特委的领导下,川南游击纵队与红军黔北游击队会师,合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后,南六游击队和红二、红六军团组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并入纵队。特委在云南组建了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

据后任特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回忆,为牵制敌军,“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主动“引敌进攻游击纵队”,“有计划地摧毁敌人基层政权,打开川南重要城镇,这使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主力在川南,电令刘湘加紧‘围剿’。敌集结十多万兵力‘围剿’游击纵队,从而牵制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北上。

1937年春,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纵队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主体停止活动。贵州游击支队和镇雄母享游击队在镇雄、毕节一带坚持斗争到1941年。云南游击支队在川南、威信一带坚持斗争达12年之久,最多时达三千余人,1947年因斗争失利,干部战士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

1、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以来的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征程中首次研究部署全国革命的重要会议。

遵义会议前由于当时中央负责同志的错误领导,加上战争紧迫,长征以来,中央对全国各苏区和红军部队,一直“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扎西会议上,中央对中(央苏)区、湘鄂川黔省委、红二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白区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及组织领导等问题,均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2、扎西会议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遵义会议揭露批判了博古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及其危害,但尚未形成一个正式的决议;常委重新分工的工作也还未进行,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的责任。紧迫战争环境中的遵义会议来不及完成的这两件大事,都是在扎西会议期间圆满完成的。扎西会议后,红军反“围剿”斗争由被动变为主动,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回师黔北,重占遵义,佯攻贵阳,西出云南,北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苏区的红军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迅速突围,分散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达三年之久,为革命锻炼和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红二、红六军团在反“围剿”斗争中加强了领导,调整了战略方针,逐步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川陕敌人的“围剿”计划。

3、扎西会议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全党中央负总责,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总之,扎西会议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在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我党党史和军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章录入:马 麟  责任编辑:张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