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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扎西会议召开80周年||扎西会议在中共完成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的作用

作者:叶晖南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日期:2015年04月01日  浏览次数:

内容提要: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成功对于中国共产党完成第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从幼年走向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用一种大的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共中央对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完成的。要基本解决所有的问题,必须经过多次会议,甚至还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真正完成转变,扎西会议正是完成转变过程中的另一个关节点,它本身也是一个会议群。

历史性转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般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几经反复,方能基本扭转过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可以看作是转折的前奏,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这个会议群在中共完成第一次历史性转折中是个关键枢纽,1935年12月下旬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制定出党新的政治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解决了中国革命当前的大战略,也完成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

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成功对于中国共产党完成第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从幼年走向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党史界对这个重要会议的认识尚有欠缺,虽然许多党史工作者对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和会议的作用作了深入的研究,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各级政府及党史部门也曾多次召开专门的研讨会,特别是1996年10月9日至12日在云南省昭通地区威信县扎西镇召开的,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联、昭通地委联合举办的“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对扎西会议的历史、作用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讨论、梳理。会议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在推进对扎西会议的再认识方面跃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就整体而言,我们对扎西会议的认识仍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关于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只字未提扎西会议,却把扎西会议所作的若干项重大决策中的两项带了一下:“1月29日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挥师向西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分属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其实,红一方面军的整编和常委再分工只是扎西会议所作出的若干项重大决策中的两项。

一、用“会议群”的观点来看待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召开距今已经过去了78周年,用一种大的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历史性转变,可以认为,扎西会议是中共完成第一次历史性转变较长过程中的一个闪光的节点。党史肯定了遵义会议在完成第一次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这时,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2]这段对遵义会议的权威评价,在充分肯定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提到由于战时紧迫,中共中央对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完成的。要基本解决所有的问题,必须经过多次会议,甚至还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真正完成转变。

扎西会议正是完成转变过程中的另一个关节点,它本身也是一个会议群。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开始向四川进军。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堵截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由于红一方面军在土城地区遭遇川军强力拦阻,战斗失利,被迫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云南境内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在红军向扎西地区集结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2月5日召开,地点位于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这一天的会议实际上是由两个会议组成,分别是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的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讨论并决定了中央常委的分工.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第二,讨论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决定“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委员有项英、陈毅、贺昌等5人,项英任主席。还决定了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应“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同时决定,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有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等,贺龙任主席。

第二次会议于2月6日在石坎子、大河滩召开,会议检讨土城战役,讨论今后新的行动方针。决定改变原定渡江计划,部队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后改为扎西)集中,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3]

第三次会议于2月8日在庄子上召开,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并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批判了以左倾领导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

第四次会议于2月9日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会议讨论了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并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次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命令》具体规定了缩编的计划,取消了个军团师一级的指挥机构。[4]

在中国共产党完成第一次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各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遵义会议的主要贡献有四个方面:一、在生死攸关的军事路线方面辨明了大是大非;二、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三、常委中初步进行了再分工。四、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扎西会议的贡献体现在五个方面:一、决定了中央红军的整编问题;二、作出了“回兵黔北”作战行动的决策;三、落实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四、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对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五、讨论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

正因为如此,党史界对扎西会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扎西会议是长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成文,都是这次会议最后完成的。这次会议为实现长征中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部署。同时开始了以负党中央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最高领导的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中共中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基本解决了左倾错误长期统治党中央的问题,为中国革命拨正了航向。从这一意义上讲,可以把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看成是一个会议群。这个会议群是促成中国革命历史大转折的关键,冲过了这个隘口,党在前进的道路上虽然还免不了有失误和挫折,但总体趋势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直至取得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

把扎西会议看作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是没错的,但用一种大的历史观看,把它说成是遵义会议的完成恐怕为时过早。如果我们把遵义会议群作用定义为完成中共第一次大转折的话,转折的发生和完成却不是在一个月之内能够功德圆满的。

二、历史性转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些曲折,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正如一个错误认识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纠正错误也不可能一风吹。特别是在党内发生左的错误倾向时,往往在错误产生时不容易被察觉,直到给革命或建设造成重大损失之后,人们才能逐渐地意识到它的危害,逐步地加以纠正。在纠正的过程中还可能发生反复,因为左的错误经常被激昂的情绪及华丽的辞藻所掩盖,识别起来就不容易,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每每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施以政治高压,纠正起来又对维护士气有所顾虑,所以特别难。一般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几经反复,方能基本扭转过来。

在中共完成第一次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纠左的困难十分明显。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统治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党和红军对左的错误从抵制到纠正,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最初,战斗在第一线的红军指战员从切身的经历中感到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巨大危害,抵制仅仅限于发牢骚,如彭德怀怒骂李德的作战指挥是“崽卖爷田心不疼”。直到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中面对敌军重重围追堵截,左倾领导人再无计可施的时候,纠左才成为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可以看作是转折的前奏。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次在红军的统帅机关中占据了上风。接下来的遵义会议在政治上扳倒了左倾统治,扎西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这个会议群在中共完成第一次历史性转折中是个关键枢纽,但不是最终完成。权威的中共党史中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5]作为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之一。一些同志认为这样的提法有缺陷。他们认为在用“开始确立”四字表达更为准确。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确立”在语言的时态中表示已经完成,而“开始”则是“进行时”。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为党中央所接受,从此他在党中央说话的份量不可同日而语。但与其名正言顺的领袖地位还有一段距离。即便是成为全军的统帅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按照会议决定的作战方针,突然杀了个“回马枪”,二占遵义。3月初,在红军二占遵义期间张闻天提议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商议,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3月4日,中央军委组织前敌总部去前方,并发布《关于设前敌司令部并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命令》,指出:“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此命令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签署。[6]在我军的历史上政治首长往往在同级排位时排在军事首长之后,但决策权却大于军事首长。毛泽东在前敌政治委员的岗位上仅仅干了6天,3月10日,在讨论由林彪提出的打鼓新场作战计划时,毛泽东因不同意这个计划与多数人发生了争论。“最后,毛泽东也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总指挥(应为政治委员,笔者注)的职务。未料想坚持打的人也针锋相对:‘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7]

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每每需要开政治局会议决策作战容易贻误战机,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提议得到了张闻天的支持。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一般认为,在“新三人团”中毛泽东虽然名义上是周恩来的助手,实际上已经居于军事决策的中心。而在名义上,直到过草地时,周恩来因患重病无法坚持工作,8月19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毛泽东分工军事负责人,又过了一年多,在1936年12月7日,中共中央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的形式公布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才最终“名正”了。

确立毛泽东在全军的地位尚且如此,党完成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就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解决了是非曲直问题,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之后,还有一个政治路线问题要明确。1935年12月下旬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制定出党新的政治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解决了中国革命当前的大战略,也完成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从1934年底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为前奏,经过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到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党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历时一整年。

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历史性转变中也发生过。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历史上持续了十年的全局性左倾错误。这十年中左倾与纠左反反复复,运动一开始就有相当多的干部对运动不理解,有抵触情绪。1967年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则是党的高层对“文革”的一次反抗。林彪事件之后,广大群众也产生了对“文革”的怀疑。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纠左,其后邓小平主持的整顿更是一次大张旗鼓的纠左。1976年清明之际发生的“四五运动”更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大规模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纠左异常艰难。直到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纠左的政治环境才有了根本转机。但其后仍有三年之久的在徘徊中前进的曲折。

今天的党史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共第二次转折的标志。事实上,这次转折也不是靠一次会议完成的。在转折过程中,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这次会议的实际效能类似遵义会议,解决的是大是大非问题。会议的会期长达36天,会上在一系列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上都有过争论,最终辨明了是非。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提出了当前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指明了党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8]真到了三中全会召开时,基本问题已经都解决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类似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所起的作用,都是在转折的关头拨正了航向。但完成转折还有一个过程,三中全会之后又过了两年半的时间,1981年6月底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这次会议也是第二次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但还不是完成。直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才标志着党成功地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转变。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到1982年的“十二大”召开,党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历时三年多。

三、几点思考

1、记述党史可以用一个事件或一次会议标定一段历史的性质,学习党史则应该更加重视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

我们在叙述党史的时候,为了突出重点、一目了然,在许多情况下会把一个重大事件或会议作为一段重要历史的标志性节点,作出一段结论的性的评价,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如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两次大转折的关键点,在党史中被赋予了极高的评价。问题在于,高度评价之后,人们有可能忽视其后的历史发展脉络,忽视一些本应该继续挖掘的规律性问题。扎西会议的历史功绩被忽视就是这种情况,遵义会议在一般教科书上已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面的会议就容易被忽略了。这种简单的线性思维不利于真正把握党史发展的规律。在历史转折的关头,要关注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两次会议,应该有一个会议群的概念,思考每一个节点各自起到的不同作用,从而得出相对完整的结论。

2、成功与挫折的经验,发展与反复的交错同样都是值得研究的。在中国共产党奋斗的90多年历史中,发展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出现反复。曲折甚至倒退都是有其原因的,探究其发生的原因和规律有时候比罗列成功与辉煌更有意义。

3、努力用一种大的历史观研究和学习党史。历史需要沉淀,当代人修当代史(包括几十年前的历史)局限性在所难免。为尽可能减少这种局限性,研究者要力争把自己的眼光放得长一些,纵观横联,既有全局观念,也不放过细节的研究。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需要下工夫。

(作者:叶晖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巡视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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